或有以此等事情告发，不即受理捕治，致生厉害治安，实非浅鲜。

　　本条罪仅四等徒刑而止，未免轻纵，似应酌量加重。”

　　但那时候的大清皇室，对以上修正案意见，全部没有采纳。

　　传统法律，固然给予了官吏，以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但同时意味着，比凡人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就此意义而言，传统法律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是相对公平的。

　　草案按照近代法律精神，剥夺了官员的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同时也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单就法理而言，这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未尝没有道理。

　　但揆诸华夏历史与大清如今的现实来看，胤祥看到大清行政运作，从来就和西方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朝廷始终是大清社会的核心，官员的权力很大，而事实上很少受到行政法规的约束，如果再不在刑法上，就他们的犯罪行为规定较为严厉的惩处，完全有可能对大清、社会和百姓个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而且纵观近千年来华夏官员的管理，官员的各种特权和特别保护事实上仍然存在，但比百姓更加严格的要求和惩处，却因法律的取消而取消，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要求普通老百姓个个须有“火眼金睛”，那百姓纳税“供养朝廷”又有何用？这是胤祥最不愿到的。

　　所以，《大清律例》中对官吏犯罪的规定是有价值的，它能有效的防止因官员渎职而产生的危害超出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

　　关于贪污贿赂的犯罪，国外发达国家的确很少用死刑来惩处，因为它被视为经济犯罪而性质不是特别严重。

　　但对于大清来说，由于各种原因，官员的此类犯罪很多，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从来都是普通百姓最恨之入骨的，不予以严惩就无法保证最起码的社会秩序。

　　现在的《大清律》里对于此类犯罪，还没有很完善的定罪和定罚。

　　等到大清制度健全，此类犯罪现象减少，自可以与世界接轨，但在目前还不行，对此，胤祥觉得很有必要让建极殿尽快完善对官员的法律约束。

　　接下来，便是关于债务等法律的完善。

　　在大清，或者说更久远的朝代，每年因为债务问题，还不上导致被打死的百姓，可真的不要太多。

　　中世纪的欧洲，为了维护军队和领主家臣的利用价值，债务人监禁和对债务人身体的处罚办法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封建制度处于低潮时，债务人监禁制度由于得到教会的支持和赞美，又很快得到了复苏。

　　本来，在摩西的法中存在着保护债务人的庇护制度，并且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异教，最终在基督教中走向普及。

　　但在在公元５世纪，这一庇护制度受到罗马法的改造，逐渐走上了拥护债务人监禁和处罚的道路。

　　如535年发布的新敕法第17号规定，发放债务人的庇护状有两个限制，一是债务人要到法庭接受审判，二是要等到该判决执行完毕。

　　结果，教会成了债务人审判和债务人监禁的协助者。

　　教会把负债和支付不能的行为看成是罪恶深重的行为，对于支付不能的债务者，一般都要予以开除教籍的处罚。

　　当债务人死亡时的财产不足与清偿债务时，则不能给予该债务人以基督教徒式的埋葬。

　　在一部分地区，神父如果赦免了死去的债务人，该神父就要代为承担该债务人的债务责任。

　　债务人逃避监禁的，在抓到后要被强制穿上印有记号的服装。

　　胤祥自然不会去学欧洲那样，那简直就是让大清倒退几百年。

　　具体应该怎样，胤祥觉得他自己还需要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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