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成员，在马来半岛有863人。”

　　林东说道：“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方便活动的地方，最好购买一个土地质量不好、偏僻地方的庄园，这次来的情报人员中，有两名是英国人，可以让他们出面购买。”

　　沈尔七说道：“如果不是矿山，庄园还是有可能转让，让但矿山不行，欧洲爆发战争后矿山生意很红火，前一阵还有华人的两个帮会和兴帮和义兴帮为争夺锡矿地盘发生了大规模械斗，死了十几个人，都是华人。这里华人的帮会很复杂，每一个华人富豪家族都组织有一个帮会，利用的就是老乡纽带关系，这么说吧，这里的帮会和国内上海解放前的青帮差不多。”

　　林东在槟城乔治镇落脚后，稍为了解，果然发现沈尔七所说的并非虚言，如果不是他们这次来槟城的人中有两位正宗英国人，估计都能有几个华人帮会上门敲竹杠了。

　　南洋中华人富豪不少，但像陈嘉庚那样热爱祖国善待其他普通华侨的富豪并不多，后来徐远山正是得到林东的详细报告，在土共政治局会议上直接否决让当地华侨富豪担任领导人的可能。

　　1886年槟城曾发生帮派骚乱，帮派之间打斗甚为惨烈，主要是内地一些背景复杂的人（主要是反对朝廷的帮派成员、走私商贩和海盗等）流亡到马来西亚，槟城本地富豪郑景贵以自己在华侨中的影响及手中掌握的帮会，与英国殖民统治者协力整治，事后，英国殖民政府任命他为甲必丹，华人事务都先由他处理。

　　所谓的甲必丹就是殖民统治者认可的华人首领，专司诉讼租税等华侨事务，但在当地没有真正的执法、执政权。

　　郑景贵的儿子郑太平于1921年也被任命为甲必丹，子承父业，他是霹雳州（槟城所在的州）最后一任甲必丹。

　　林东调查中发现，东南亚底层华侨多数是被骗来的，许多人是听同乡说到南洋吃苦两、三年就会有大富贵，实际上这两、三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公司劳工”，上面可是有大、小工头严管，等两、三年劳作挣钱偿还来南洋费用后，才获得自由劳工的身份，可以到任何一个庄园或矿场打工，但与大富贵还差很远，连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

　　这些劳工的侨居思乡意识浓厚，而且华人移民男女比例失调，与马来人文化差异太大，所以这批华人一开始大多不打算在马来半岛定居，而是希望赚够钱就回故乡，这种意识让他们更愿意结成乡党社团抱团，这就是华人帮派的来历。

　　特别是吉隆坡附近，华人移民中大部分是锡矿矿工，矿工组成的帮派乡党间产生了激烈的械斗冲突，但在冲突中最终磨合出了华人帮会社团地盘分割状况。

　　林东还发现，无论华侨中的富豪还是华侨底层，觉悟真提不到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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