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这样的卖身投靠者，单纯以复社或东林划分他们的好坏并不合适，但他们中确实绝大部分都有许心素所说的那些问题，其实他们所争的，就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明末的环境给了他们这样的土壤，更让部分人为所欲为。

　　请托之风还算好，也就是走走关系，祁彪佳出任苏松巡按时，张傅去拜见他，见面就拿出名册，要求照应复社人等，其他去拜见的语绅亦有数十人，其中就包括写《圆圆曲》那个吴梅村。在陈新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一不如意，就干扰官府行政，却让他很不喜。…。

　　现在才崇祯三年，这些士子最张狂之时其实还没到来，就是这个复社的张傅，崇祯七年带领生员驱逐苏州府推官周之奠，周之奠原本也入过复社，与张博有些矛盾，张博发动之后，一边在苏州四处张贴檄文，一边致书京中，先将周之墓改任吴江知县，然后又跟着杀到吴江，最终迫使周之变自己辞职。

　　这还算是文斗的，更有生员公然结伙打砸县府，将堂堂县令驱逐出境，还洋洋自得的大书一公告称“驱逐县令一名，不许复入”。官服后来对他们的处置也很轻描淡写，丝毫没有起到警戒作用。

　　而士大夫就更厉害，他们大多都是有很多工商利益，本身有名望，又门生故旧满天下，地方官根本不敢得罪他们，当时有人控诉钱谦益和翟式耘这两个东林大将，“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喷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士大夫的能量就可见一斑。

　　直到满清入关后，一些士子舍身为国，有骨气的死得差不多了，但江南残存的士子还是这个风气，满清刻意打击江南的士子和绪绅，结果哭庙案、奏销案等三大案中，满清朝廷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好讲的，直接严酷镇压，杀头了事，此后再无人敢拖延课税，结社上书之风也无人提及。

　　刘民有吞了一口口水，他来的时候还想着挖些读书人，现在看起来这些人都不好管理，又衣食无忧，除了陈廷栋这种异类，怕也没几个愿意去文登吃苦口陈新听了这些士子和士大夫的能量，也在心中警惕，自己根基尚浅，最好不与他们正面冲突。

　　那边画舷上面人声鼎沸，那些士子把杯子和碗都摔完了，纷纷叫嚷着，让船工把船靠过去，卷起袖子一副要跳帮作战的样子。

　　专业的海盗还在这边看着，许心素叹着气道：“詹毅，以后你别出海做杀头生意了，就在这秦淮河上教教他们跳帮，也能糊口。”

　　那个詹毅道：“属下跟这些人凑不到一起去，倒是我那兄长怕是能够，不过他又不会这套东西。”

　　那些船工怕撞坏了船，无论那些士子怎么说，都不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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